LNG合約，傳統上采用長協模式。但長協與短約/現貨并不相互排斥，而是互補的關系。無論是存在剛需的用戶還是以貿易為目的的買家，都會面臨不同的市場風險，需要不同的市場工具和手段來應對和管理。對市場參與者而言，以往實踐證明的有效策略，是根據各自自身所處的市場地位以及面臨的風險敞口，按不同比例匹配不同期限協議形成合約組合，以不同合約之間的協同效應，來應對天然氣/LNG供應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景，而不是在二者間做簡單的非此即彼的取舍。

從商業上講，長協是在供應和需求均有限的市場條件下，給雙方以安全感和保障的唯一手段，更是價格承受力的決定因素，因為高昂的上下游投資需要足夠長的時間攤銷，最終用戶才消費得起。

早年的天然氣合同沒有期限，通常以一個氣田的壽命來定義。這類合同后來被稱作枯竭式合同（Depletion Contract）。20世紀90年代初，中國海油等與香港青山發電有限公司簽訂的崖城13-1供氣合同，就是典型的枯竭式合同。

在天然氣開發和利用的早期階段，天然氣是作為原油的副產品出現的，其可持續性是頭等問題。19世紀70～80年代，美國匹茲堡市郊的Murrysville氣田是最早一批得到商業開發的氣田之一。1883年，該氣田開始向市區供氣用于照明，但只持續了7年左右，1890年因供氣量快速遞減，匹茲堡市又回歸人工煤氣。鑒于以上教訓，在天然氣開發利用上逐步形成了市場匹配與資源保障的概念。

20世紀30年代，任何大規模氣田和長輸管線，如果沒有配套長協落實市場，均無法得到開發。在市場的供應者和需求者數量都有限的情況下，彼此之間容易形成相互依存的共識，這種相互依存的實質就是長期關系。

以亞太地區的LNG市場為例。日本的第一批LNG買家，是東京電力和東京燃氣的聯合體。第一個面向亞太市場的供應項目，是菲利普斯石油公司旗下位于阿拉斯加的肯耐項目。從1969年開始供氣，開啟東京電力/東京燃氣與菲利普斯以及后來的康菲公司長達50多年的合作關系。

亞太地區第二個用戶是大阪燃氣，第二個供應項目是文萊LNG，于1972年啟動。1977年，中部電力、九州電力和東邦燃氣等才開始進口LNG。1986年，韓國開始進口LNG，成為亞太地區第二個LNG市場，臺灣從1990年成為亞太LNG市場的第三個買家。如果沒有長協合同，這種市場供需兩側的項目均無法成立。

在市場參與者數量有限的情況下，賣家最關心的是投資安全，存在綁定買家的必要，而且合同期越長越好。首先，投資決策無法建立在未來出現新的買家這種小概率事件上，需要鎖定當前用戶換取確定性；其次，短期內回收投資不現實，高額投資必須有足夠的攤銷時限才能實現價格的可承受性。

買家最關心的是供應安全，寧愿付出相對較高的代價，也要確保資源可靠性。在LNG市場最初的20年，供應項目與需求項目都是匹配的，離開對方都不容易找到其他合作伙伴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賣方出于保護自己投資的目的，對買方在數量方面的限制很多，如嚴格限制靈活性、不得轉賣等。同時，買家也認可這種限制，他們更關心供應安全問題。因此，數量剛性和照付不議的限制就不足為奇了。

天然氣/LNG合約中的數量剛性條款，包括與油價掛鉤的定價機制，與天然氣市場較小有關，而原油和油品又是當年天然氣主要替代的競爭燃料，同時石油公司已經習慣基于油價預判進行投資決策，這就是傳統定價機制的邏輯。

在這樣的背景下，發展形成了亞太地區LNG市場的交易規則與合約商務結構，成了必須接受的國際慣例。不過，市場總是變化的，需要與時俱進。

過去的20多年，LNG長協的年限短期化的趨勢非常明顯。我國第一份LNG采購合約——廣東大鵬SPA是25年期，而近幾年的長約期限平均數縮減至十幾年。美國項目出于融資的考慮，多數仍為20年以上的長協，但其他新建項目都在15年左右。

過去10多年，LNG國際市場經歷了一個明顯的合同期限短期化過程。隨著烏克蘭危機爆發，LNG短約/現貨價格飛漲，一夜之間，以往熱衷于現貨的亞太用戶，中國買家尤甚，紛紛簽訂LNG長期采購協議，長協采購再次成為時尚。

另一個有代表性的趨勢是LNG船租期大幅度縮減。傳統做法是與SPA掛鉤，SPA多少年，租約相應也多少年。過去的10多年，二者脫鉤，目前市場上長協租約的期限遠短于SPA。這個趨勢說明，市場上的流動性已今非昔比，主要有兩個原因。

一是供需兩側市場參與者數量大幅度增加，市場規模倍增。20世紀70年代初，LNG項目和用戶屈指可數。到了50多年后的2021年，進口國家和地區增加到44個，出口國家和地區增加到19個。世界LNG貿易量，從1990年的550萬噸，到2010年達到2.2億噸，2021年則達到3.723億噸，是31年前的68倍。

二是大批非傳統玩家進入市場，承受風險的能力以及對風險管理的偏好都發生了變化。這也是宏觀市場體量增大的一個結果，對市場參與者抗風險能力的門檻要求降低了。

在以上兩個因素的作用下，短約/現貨數量大幅攀升。過去3年，中國以短約/現貨形式進口的LNG占進口總量的比重都在40%以上。在價格平穩的市場形勢下，這一比例尚可，但遇到像今年初以來的劇烈波動，就會構成挑戰，形成成本壓力。

不過，市場體量增大，除意味著買賣雙方之間的選項增加之外，并不意味著這個行業的傳統風險，即供應安全問題程度變輕，或更容易克服。高流動性，并不代表高保障程度。最近的歐洲形勢即是寫照。

另一方面，短約/現貨比例的增加，除方便更多參與者入門之外，同時也方便了市場炒作勢力，市場的不確定性大幅度增加。過去的20多年，LNG長協的年限短期化的趨勢非常明顯。我國第一份LNG采購合約——廣東大鵬SPA是25年期，而近幾年的長約期限平均數縮減至十幾年。美國項目出于融資的考慮，多數仍為20年以上的長協，但其他新建項目都在15年左右。

過去10多年，LNG國際市場經歷了一個明顯的合同期限短期化過程。隨著烏克蘭危機爆發，LNG短約/現貨價格飛漲，一夜之間，以往熱衷于現貨的亞太用戶，中國買家尤甚，紛紛簽訂LNG長期采購協議，長協采購再次成為時尚。

另一個有代表性的趨勢是LNG船租期大幅度縮減。傳統做法是與SPA掛鉤，SPA多少年，租約相應也多少年。過去的10多年，二者脫鉤，目前市場上長協租約的期限遠短于SPA。這個趨勢說明，市場上的流動性已今非昔比，主要有兩個原因。

一是供需兩側市場參與者數量大幅度增加，市場規模倍增。20世紀70年代初，LNG項目和用戶屈指可數。到了50多年后的2021年，進口國家和地區增加到44個，出口國家和地區增加到19個。世界LNG貿易量，從1990年的550萬噸，到2010年達到2.2億噸，2021年則達到3.723億噸，是31年前的68倍。

二是大批非傳統玩家進入市場，承受風險的能力以及對風險管理的偏好都發生了變化。這也是宏觀市場體量增大的一個結果，對市場參與者抗風險能力的門檻要求降低了。

在以上兩個因素的作用下，短約/現貨數量大幅攀升。過去3年，中國以短約/現貨形式進口的LNG占進口總量的比重都在40%以上。在價格平穩的市場形勢下，這一比例尚可，但遇到像今年初以來的劇烈波動，就會構成挑戰，形成成本壓力。

不過，市場體量增大，除意味著買賣雙方之間的選項增加之外，并不意味著這個行業的傳統風險，即供應安全問題程度變輕，或更容易克服。高流動性，并不代表高保障程度。最近的歐洲形勢即是寫照。

另一方面，短約/現貨比例的增加，除方便更多參與者入門之外，同時也方便了市場炒作勢力，市場的不確定性大幅度增加。

對安全感的要求在任何情況下都需得到滿足。長協是當年給予買賣雙方安全感和價格承受力的手段。但在短約/現貨盛行的時代，價格的可承受力讓位于競爭力，有了新的視角，風險更多地體現在數量上。

因此，作為消費市場，我們最關心的是供應的可靠性與連續性，以及一旦因為價格高企或其他原因銷售不順暢，相應的氣量有地方消化，即規避數量風險的通道是否暢通。相應地，對于天然氣/LNG采購合約如何選擇期限這個問題，并沒有標準答案，具體取決于買家的市場地位和商業目標。

長協的主要目的是，提供供應的安全可靠性和保障度，以及作為一個供應資產組合中有競爭力的優質資產基本盤，必要的時候用來拉低不得不補入的高價資源。因此，長協的合同條款，中心思想宜以爭取價格競爭力和數量保障為主要目的，在數量調節靈活性等議題上，不做過多堅持，而是通過不同合約組合處理。

無論如何，供應保障都無法回避，數量和價格風險管理，不同時限實際上框定了你面臨風險敞口的周期；但是，對于一個有長遠打算的玩家而言，一個合約的時間線能框定的是一個周期內的風險，但在周期之外風險依舊，且與合約內的風險相反，因為這種情況下沒有任何合約保障。因此，相對于非此即彼的選擇，合理的組合更有效、更有意義。

那么如何建立這個組合，不同期限和側重點的合約比例如何分配？這就需要實事求是，市場參與者的具體身份不同，所追求的商業目的不同，處理這個議題的思路也不一樣，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。

風險管理是一個積極主動的過程，采購一側的供應端進行組合管理，在銷售一側的需求端同樣需要進行組合管理，多元化的格局是應對風險最有效的手段之一。